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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的四種治國模式
                2015-11-16  來源:學習時報

                [字體調整: ]

                  古代中國,如何治理好國家,執政者曾進行過一系列嘗試、探索和實踐,其中有四大代表性模式:西漢孝文帝的節儉模式、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宋仁宗的新政模式、明太祖的峻刑模式。這些模式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

                  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恒。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系,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恒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恒就此下了“紅頭文件”,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恒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筑,連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恒曾想造個露臺,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恒覺得不妥,放棄了造臺計劃,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恒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后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普普通通。

                  劉恒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恒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恒死后蓋棺定論的謚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恒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后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恒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并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注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復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于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干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后,便“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贊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歷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歷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就此揭開了后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歷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系,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盡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于“仁術”。宋元以后,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于“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后再剝皮,皮內充填干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干凈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2015年第5期《群眾》倪方六)(作者:倪方六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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