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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珺:以城鎮化促區域協調發展
                2013-6-28  來源:廣東省情調研網

                [字體調整: ]

                    雙城際會,群英獻策。歷經兩個多月的“雙城”走讀,“雙城會”系列報道告一段落。廣州VS天津,深圳VS香港,東莞VS蘇州,汕頭VS廈門,韶關VS徐州,湛江VS北海,佛山VS無錫……一組組“雙城”走讀,將廣東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放在全國的比較坐標中來觀察,在“走出去”的區域比較視角中,既直面問題又具建設性的報道,引發了全省區域協調發展話題的發酵和熱議,引發了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考和行動。

                    在“雙城會”系列報道收官之際,南方日報分別采訪了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王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曾智華,三位有代表性的專家分別站在不同的觀察角度,從全省、全國、國際的立體視角來觀察分析廣東區域發展的新趨勢、新特點,建言廣東區域發展新對策。敬請垂注。

                    “我覺得,新時期廣東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可以城鎮化為抓手,以粵東西北等地的城鄉差距為突破口,來縮小粵東西北與珠三角的地區差距。”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王珺(如上圖,吳偉洪攝)近日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表示。

                    王珺認為,從全球來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出來的,這個經濟板塊卻居住著全球1/6的人口。同樣,中國東部只占國土面積的1/5,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所以,不均衡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常態,也是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這需要確立人的均衡發展高于地區均衡發展的理念。在非均衡發展中如何實現人的均衡發展?廣東應抓住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戰略機遇,在推動珠三角增長極繼續快速發展的同時,粵東西北在城鎮化擴容提質中,通過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區域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

                    南方日報記者 陳韓暉 黃應來

                    ●目前,廣東人均GDP已經超過了8500美元,處于中高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需求與供給結構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效率與質量帶來的貢獻

                    ●促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發掘欠發達地區的增長潛力,是當前廣東加快發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廣東珠三角與東西北等地之間存在著梯度差異,利用這種梯度差異,一方面為發達地區的傳統產業提供騰挪空間,從而為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機遇;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加速粵東西北等地經濟發展,從而增大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源

                    ●看一個區域是否協調發展,不是只看兩地收入差距,關鍵是看政府為兩個地區的群眾提供了什么樣的公共福利、基礎設施、制度環境與發展機會

                    ●廣東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要以城鎮化為突破,從粵東西北等地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入手。把增加這些地區的城市吸引力作為切入點,增加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吸引力

                    ●對于企業來說,消化生產成本上漲的根本途徑在于提高效率。不過,從政府角度看,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贏利的制度環境,這也是企業轉型所不可缺少的


                    談發展階段

                    廣東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越坎期

                    在這個階段,怎么找準發展的靶子、形成共識,怎么全力推進,正是廣東當前要著重考慮和要解決的問題

                    南方日報:今年“兩會”期間,經濟總量連續20多年位居全國第一的廣東,在全國區域發展百舸爭流的格局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同時,轉型升級又處于關鍵階段。您如何看待分析廣東當前面臨的壓力和挑戰?

                    王珺:對于廣東來講,這需要對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目前,廣東人均GDP已經超過了8500美元,處于中高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需求與供給結構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與資本等要素數量的增加,而是效率與質量帶來的貢獻。這種增長動力結構的轉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但這也是一個十分艱苦的過程。近年來的產業轉型升級意味著廣東率先進入到了這個爬坡越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階段,怎么找準發展的靶子、形成共識,怎么全力推進,正是廣東當前要著重考慮和要解決的問題。


                    談區域協調

                    廣東區域發展受地理環境制約

                    產業轉移與梯度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利用梯度差異加速粵東西北等地經濟發展,將增大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源

                    南方日報:“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一直是廣東區域發展不協調的典型寫照。在珠三角人均GDP超1萬美元之際,粵東西北仍有13個市人均GDP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區域發展失衡就是您說的靶子之一?

                    王珺:是的,促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發掘欠發達地區的增長潛力,是當前廣東加快發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其實,區域發展不均衡并不是廣東所特有的,從全國和全世界來看,都存在著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發達國家怎么走過來的,怎么克服區域非均衡問題,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仔細梳理與借鑒。

                    從全球來看,主要有兩種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辦法,就是美國模式和歐盟模式。美國國家的內部市場規模較大,但由于是典型的市場經濟,生產要素在國內各州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地方政府不能設置各種限制,勞動力在各州之間是自由流動的,這使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流入到了高收入地區。這種集聚性流動的結果是,地區之間的GDP總量差距沒有明顯地縮小,但是人均收入差距縮小了。當然,通過勞動力的流動來解決收入差距的這個過程是非常緩慢的。

                    歐盟27個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也是很大的,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協調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由于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受到限制,歐盟的協調工作主要集中在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與治理試圖縮小地區經濟差距上。經過了長期的努力,盡管歐盟花了1/3的財政用于治理區域經濟不協調發展,但效果并不明顯。事實上,2008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雙轉移”戰略就是在借鑒了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出臺的。與歐盟相比,廣東作為一個省,對要素流動自然沒有國家之間的制度限制與障礙。

                    南方日報:廣東區域發展失衡的原因有哪些?

                    王珺: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視并不是這幾年才提出來的,“九五”期間,省委、省政府把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廣東省經濟發展的四大戰略之一。“十五”期間又確定了“路要進去,物要出來,錢要進去,人要出去”的實施機制。“十一五”期間,又進一步深化了對發展不平衡的治理辦法。比如在減貧方面,創新性地實施了“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雙到”扶貧活動,通過產業轉移園建設,推進了產業資源與勞動力資源的“雙轉移”戰略,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概括地說,省委、省政府對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治理政策始終圍繞著“修路減貧促流動”三個方面不斷深入,這體現了政府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中所承擔的公共職能。

                    但是,廣東也有自己的難點。

                    第一個是地理位置因素。從地理上來看,廣東和江蘇、浙江并不一樣,江蘇、浙江面積大概都有十萬平方公里,但地理位置比較集聚。而廣東從汕頭到粵西的直線距離有700多公里,南北也接近600公里,我們的地理特征,就是俗話說的“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區面積占多數。因此,運輸費用和修路成本比較高,修路任務比較重。所以,雖然廣東的高速公路建設在全國起步早,高速公路長度居于全國領先地位,但是,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就決定了當前的廣東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個困難,江蘇和廣東都是大量外來勞動力聚集的省份,廣東是全國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但主要是省外的勞動力;江蘇的特點是倒過來,勞動力主要來自蘇北地區,省外的勞動力占少數。一旦外省的農村勞動力占據了崗位,粵東西北等地勞動力要轉移到珠三角就難了,因為位置已被別人占了。

                    第三個是共性的問題,珠三角地區發展水平達到了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的階段,生產要素的集聚化流動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比如說,高素質的勞動力越來越向大城市和就業機會多的地方集中,這源于大城市以及發達地區的集聚效應。值得指出的是,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錢隨人走”,高端勞動力向某個地方流動,資本、風投就跟著這些人走。不像發展初期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呈現出來的“人隨錢走”的特點。

                    南方日報:您如何科學看待非均衡經濟發展中的機會?

                    王珺:事實上,非均衡發展帶來的地區差異,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存在著巨大的發展機會。與諸如亞洲“四小龍”等小經濟體相比,中國地大物博,東中西發展不平衡形成了產業梯度轉移與發展的空間,從東部沿海,到中、西部,這種產業轉移與梯度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同樣,廣東珠三角與東西北等地之間也存在著梯度差異,利用這種梯度差異,一方面為發達地區的傳統產業提供騰挪空間,從而為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機遇;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加速粵東西北等地經濟發展,從而增大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源。


                    談增長極

                    確保珠三角增長極加快發展

                    看一個區域是否協調發展,不是只看兩地收入差距是一倍還是三倍,關鍵是看政府為兩個地區的群眾提供了什么樣的公共福利、基礎設施、制度環境與發展機會

                    南方日報:在集聚化、非均衡發展占主導的背景下,我們應當怎樣看待區域協調發展?

                    王珺:當前,省委、省政府對珠三角地區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完成“四年大發展”后,實現“九年大跨越”。如何強化珠三角作為主要增長極的作用?從一個角度來講,如果原有的產業轉出去后,沒有新的增長點出現,那么,這個地區的增長率就會慢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等地經濟差距縮小的情況,但是,這種以放緩核心區經濟增長率為代價的區域差距縮小并不是廣東所需要的。

                    事實上,省委、省政府提出“九年大跨越”,就是要促進珠三角地區作為增長極的高質量、快速發展。高效率的產業與項目以及與此相匹配的高端要素集聚得越快,傳統產業轉出去的速度也會越快,兩者之間就會形成一個共同增長的良性循環。

                    這里所說的協調發展指的是政府通過協調地區之間的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以促進地區之間共同發展的過程。概括地說,政府協調地區發展的三大政策就是“修路保底促流動”。修路是廣義的,指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公共設施,跨地區的設施,像水、交通、電力和網絡;保底是不斷提高貧困線與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促流動是指促進生產要素按照市場規律進行低成本地流動。


                    談廣東對策

                    以縮小粵東西北城鄉差距為抓手

                    通過城鎮化增加粵東西北等地的城市就業機會,從而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就近的城市轉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而縮小與珠三角的區域差距

                    南方日報:廣東當前應當怎樣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王珺:我認為,要以城鎮化為突破,從粵東西北等地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入手。首先,當前的粵東西北等地農業勞動力比重在45%左右,如果這個比重降至10%,那么,還有35%左右的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出來。往哪里轉?無非是三個路向,一是珠三角等相對發達地區。近年來,隨著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對具有技能與經驗的勞動力需求增加,而對簡單勞動力需求減弱。二是在農村就地轉移,但是這種方式缺少第二產業提供的就業機會。三是向著就近的城市轉移。在這三種路徑中,第三種比較可行。因為粵東西北等地農村勞動力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后,對就近城市就業的選擇偏好增大,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在諸如珠三角等地打工賺了一些錢后也往往會考慮在離家鄉最近的城市或附近縣城買房置業。其次,粵東西北等地的城鄉收入差距相對小于珠三角等地,其原因不是粵東西北等地農村收入水平提高較快,而是這些地區的城市發育不充分。第三,城鎮化也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徑。我們看到,農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工資在他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是越高的。廣東的城市化率為67%左右,廣東農民收入中工資比重為60%;全國城市化率為52%,農民收入中工資比重為40%。也就是說,城市化率越高,工資占收入比重越高,農民收入也越高。所以,通過粵東西北等地城鎮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加快建設,增加粵東西北等地的城市就業機會,從而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就近的城市轉移,通過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一旦粵東西北等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那么,它與珠三角等地的收入差距也會縮小,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才能得以實現。

                    因此,當前粵東西北等地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把增加這些地區的城市吸引力作為切入點,增加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吸引力。在新型城鎮化中,要注重創造產城融合的就業機會。如果只有產業園區,而缺少城市支撐,那么,新一代員工下班后對多樣化的文化生活需求就難以得到滿足。顯然兵營式的管理組織方式已難以滿足多樣化的精神與文化需要。當然,如果只有高城鎮化率,而缺少類似產業園區以及產業發展支撐,那么,城市的失業率就比較高,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發展教訓體現了這一點。同時要大幅度提高城市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這是收入提高后的農村勞動力最希望改善的福利需求。


                    談改革

                    簡政放權是為降低交易成本

                    隨著土地、勞動力以及原材料等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以及匯率升值,生產成本快速上漲越來越多地侵蝕了利潤份額,交易費用的降低就顯得更為迫切了,亟需以“制度紅利”對沖生產成本上漲帶來的影響

                    南方日報:當前,廣東要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您怎么看?

                    王珺: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目前從國家到地方都大刀闊斧地推進以簡政放權為基本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為什么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具有緊迫性?我認為,這與影響企業贏利的結構性因素變動有關。企業要能持續地經營下去,就必須要有贏利,而贏利就取決于價格減去成本。企業的成本包括了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兩部分。當企業使用了大量低成本要素而導致生產成本較低時,即使交易費用高一些,可贏利的企業仍然能承受。隨著土地、勞動力以及原材料等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以及匯率升值,生產成本快速上漲越來越多地侵蝕了利潤份額,交易費用的降低就顯得更為迫切了。當然,對于企業來說,消化生產成本上漲的根本途徑在于提高效率。不過,從政府角度看,在這個過程中,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贏利的制度環境,這也是企業轉型所不可缺少的。否則,許多中小企業的生存就會遇到問題。

                    所謂降低交易成本就是通過簡政放權、簡化手續、降低門檻、增加政策可預期性與經營環境中的信用含量,降低不確定性與交易風險等。顯然,這需要通過深化經濟與行政體制改革加以實現,這就是李克強總理多次提到的通過改革釋放的“制度紅利”,以“制度紅利”對沖生產成本上漲給企業帶來的影響,從而促使企業從主要靠數量轉向主要靠效率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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